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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12-20 09:57:47来源:泉州网
?程大昌程卓伯侄二人南宋时都曾出守泉州;程大昌的《禹贡·山川地理图》有泉郡刻本,程卓推动郡志的编纂,为地方文献留下宝贵资料

程大昌程卓伯侄二人南宋时都曾出守泉州;程大昌的《禹贡·山川地理图》有泉郡刻本,程卓推动郡志的编纂,为地方文献留下宝贵资料

《禹贡·山川地理图》内有程大昌的自序。

《禹贡·山川地理图》内有程大昌的自序。

南宋淳熙八年(1181年),《禹贡·山川地理图》在泉州州学仪顾堂刊刻而成,这部曾获孝宗帝大加赞赏的名著的撰、绘者为大名鼎鼎的儒臣程大昌。《禹贡·山川地理图》在泉州的刊刻发行,也使它成为世界上最早有确定刊印年代的第一部印刷地图册,在地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。而程大昌及其侄子程卓在出知泉州时,同样留有值得称道的宦迹……

《演繁露》(又名《程氏演蕃露》)最早亦是刊刻于泉州,此为其内页复印件

《演繁露》(又名《程氏演蕃露》)最早亦是刊刻于泉州,此为其内页复印件

讲学授徒 儒风浩荡

休宁县是中国古县,为汉建县之一,现今隶属安徽省黄山市。该县古时曾以举业闻名于世,由宋嘉定十年(1217年)至清光绪六年(1880年),休宁共出了文武状元19名,彪炳志乘。休宁程氏乃该地望族,其流衍可上溯至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。南宋时期,程氏家族更踊跃地投身于科举仕宦的时代潮流,累世科第,显宦辈出,其中有两位杰出代表便是程大昌、程卓。

据文献载,程大昌的祖父程士彦“尚志气,富而仁”,十分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,他“延礼名儒,训迪弟子,士有来就学,皆馆粲无倦,由其家塾而成名者甚众”。大昌的父亲程畎“通文史,能继父志”,继续兴办家塾,使得程氏儒学家风更加根深蒂固。程畎有六子,大昌为长子,其余五子为淑昌、全昌、世昌、道昌和文昌。

程大昌生于宋宣和五年(1123年),天资聪颖,十岁即能写文章。《新安文献志》卷首《先贤事略上》载曰:“程文简公大昌,字泰之,休宁会里人。绍兴二十一年(1151年)进士。”在中进士后,大昌出为浙东提点刑狱、江西转运副使。南宋淳熙二年(1175年),召为秘书少监。三年后,权刑部侍郎。而后累迁权吏部尚书。

程大昌以品德学问蜚声士林,“为时儒宗”。早年他曾借返乡探亲之际在休宁修建西山书院,作为讲学授徒的场所,当地不少学士皆拜入其门下,其中就包括自己弟弟世昌的儿子程卓。程卓少时在伯父大昌的悉心调教下,“潜心经术”,尽得精要,于淳熙十一年(1184年)试礼部第一,道光《晋江县志》载称:“程卓,字从元,休宁人。淳熙中廷对首乙科(即试礼部第一)。”《宋诗纪事》载其:“历官同知枢密院事,封新安郡侯,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,谥正惠,有集。”程卓学术精湛,名闻一时,当他初登第而归时,四方学子即不远千里而来,执经席下,“师友渊源,特盛于江左”。可见,程大昌、程卓二人对于休宁地区文风盛行,是功不可没的。

元妙观为泉州古道观之一,宋时元妙观前有程卓为尚书杨炳所立的耆德坊。图为今元妙观内一隅。

元妙观为泉州古道观之一,宋时元妙观前有程卓为尚书杨炳所立的耆德坊。图为今元妙观内一隅。

考察地理 重绘图册

程大昌可以说是一位“通才”,既擅经学,又识地理考古,精通易学,对军防边备也颇有见地。《宋史·程大昌》载:“大昌笃学,于古今事靡不考究。有《禹贡论》《易原》《雍录》《易老通言》《考古编》《演繁露》《北边备对》行于世。”大昌与泉州结缘还得从一套著述说起,那就是《禹贡·山川地理图》。

《禹贡》是中国古代名著,属于《尚书》中的一篇,其地理记载囊括了各地山川、地形、土壤、物产等情况。《禹贡》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,其实却是战国后的作品,撰著者不详。《禹贡》借大禹治水、巡行天下的故事,用他走过的地方来讲解地理,该书以地理为径,分当时天下为九州,这九个州分别是: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扬州、荆州、豫州、梁州和雍州。这是撰著者理想中的政治区划。此外兼载山脉、河流、土壤、田地、物产、道路,以及各地的部落,无不详加论列。

但是,到了南宋,程大昌在研究地理学并实地到各州考察的基础上,对《禹贡》提出了质疑,认为其描述的山川地理位置有所偏差。为此,他着手编撰《禹贡·山川地理图》,取前人旧说绘图,从而辨证其误,复绘新图。如考辨三江,绘有“孔安国三江图”“班固三江图”“韦昭三江图”,后有“今定三江图”。对于水道改易,除在叙说中具述,还在图中加以标注。程大昌编撰的《禹贡·山川地理图》于淳熙四年(1177年)完成,原书五卷(含禹贡论二卷、山川地理图二卷、后论一卷),书成之后上表进呈。孝宗帝赵眘见了此书喜出望外,大加赞赏,“称其精博,诏付秘书庋藏,以垂后世”。地理图的原稿被藏入皇宫馆阁,导致民间无传本,“天下学者欲见而不可得”,大众没有机会见识这一典籍的真面目。幸运的是,淳熙七年(1180年),程大昌以敷文阁学士身份出守泉州,为该书面世带来了转机。

万安桥(亦称洛阳桥)自古以来天下闻名,程大昌有诗词吟咏该桥。

万安桥(亦称洛阳桥)自古以来天下闻名,程大昌有诗词吟咏该桥。

珍贵典籍 泉郡刊刻

程大昌淳熙七年出任泉州知州时,正好莆田人彭椿年在担任提举福建路市舶司一职,也居于泉州。程、彭二人有“同舍之旧”,老友相会泉州,自然格外高兴。彭椿年早就听闻程大昌有《禹贡·山川地理图》,立即向他打听该典籍的下落。程大昌如实相告,末了还透露自己留有副本。彭椿年兴奋地一拍大腿:“咱们把它刊刻发行吧!”程大昌点头如捣蒜:“行啊,行啊!”

在禀告皇帝获得首肯后,宋淳熙八年(1181年),彭椿年指示泉州州学教授陈应行对《禹贡·山川地理图》的全部五卷进行雕版刊刻。陈应行办事也毫不含糊,马上邀来泉郡名工,精心刻印此书。由于镌刻精绝,书一出版,声名鹊起,被称为“纸墨精莹,如初榻黄庭,光彩照人,洵为宋刻本中之杰作”。据文献载,此书宋刻本每半页12行,一行22字,白口,左右双边,框高19.1厘米,广12.1厘米。版心下有龚遂、陈禾、叶志、张寸等刻工姓名。原图共31幅,以青色为水,黄色为河,古今州道郡县疆界皆画以红色,“旧说之末安今皆识之”者以雌黄线标出。泉州州学刊刻之时,尽管尚无套色工艺,但此书已是世界上最早有确定刊印年代的第一部印刷地图册。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云:“(《禹贡·山川地理图》)图三十一,淳熙四年诏付秘阁。舶使彭椿年刊于泉州学宫仪顾堂,三十一图完具,诚可宝也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亦赞此书:“援据厘订,实为博洽,今注《禹贡》者,终不能废其书也。”

后世学者评论称,尽管《禹贡·山川地理图》的地图非实测得来,图中有许多方位、分率都不太准确,但已世所罕得。据悉,现今仅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有宋泉州初刻原印本,是价值连城的绝代“孤本”。该书是研究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,也是研究福建印刷史、科技史的珍贵实物资料。

宋淳熙八年(1181年),泉州州学还刊刻了程大昌的《演繁露》(又名《程氏演蕃露》)16卷、《续演繁露》6卷。

泉州的“母亲山”清源山上摩崖石刻众多,程卓曾请推官李方子纂《清源文集》。

泉州的“母亲山”清源山上摩崖石刻众多,程卓曾请推官李方子纂《清源文集》。

守土爱民 入祀官祠

程大昌在泉州的任期仅有两年,淳熙九年(1182年)即离开泉州迁知建宁府,后徙知明州。尽管在泉的任期不长,但程大昌却颇有政声。

道光《晋江县志》载曰:“淳熙七年,方行中外迭更之制,(程大昌)力请出外,遂知泉州,有惠政。江州贼沈师作乱,戍将萧统领战死,闽部大震。大昌趣统制裴师武讨之,贼遂遁去。”南宋时,闽粤赣地区“山贼海寇”猖獗,这些盗寇中有不少人早年从事食盐走私,聚而盗贩,“捕之急则起而为盗贼”。程大昌在泉州刚上任时,恰遇“汀州贼”沈师之乱。沈师率贼军初游荡于闽粤赣边的山谷之中,后来潮州知州朱江组织剿伐,杀死及生擒其部下近百人。但这一次剿伐非但没有扑灭贼军,反而激怒了沈师,他旋即“攻潮围汀”,闽广震动。沈师围汀州(今福建长汀)时,“官军合闽广之人不能捕”,戍将萧统领还在此役战死,泉州也面临被贼军攻打的危险。福建路转运使见情况不妙,忙发文请泉州统制裴师武出兵讨伐沈师。不料裴师武却以未接到帅符为由,拒不发兵。

《宋史·程大昌传》载:“汀州贼沈师作乱,戍将萧统领与战死,闽部大震。漕檄统制裴师武讨之。师武以未得帅符不行,大昌手书趣之曰:‘事急矣,有如帅责君,可持吾书自解。’当是时,贼谋攻城,而先使谍者裹甲纵火为内应。会师武军至,复得谍者,贼遂散去。”城池危在旦夕,将领却还在纠结没有得到令符。不难看出,大昌当时也是被裴师武的迂腐给气乐了,没办法他只得亲笔致信催促并安慰裴师武说:“事情很急,如果将帅责怪你,你可以拿我的信去给自己辩解。”展现了一位地方长官该有的担当。当时,贼兵谋划攻打汀州,先派遣间谍披上官兵铠甲放火作为内应,正赶上师武的军队到来,抓住了间谍,于是贼兵散去。程大昌给师武的这封信,可以说是救了汀州百姓,同时也保全了泉州。

宋时,在泉州府治东边有先贤祠。嘉定己卯(1219年)真德秀首知泉州时,以蔡襄、王十朋、程大昌、颜思鲁、林枅“有教士爱民之德,修旧起废之功”,准备将他们与其他15位名人一起奉祀于先贤祠。可惜,恰巧赶上真德秀调任,祠堂未能完工。南宋绍定年间,教授郑璜更立新祠于文庙之东,增祀至23人,其中就包括了程大昌。

南宋绍定年间,泉州文庙之东有先贤祠,程大昌亦被奉于祠内。图为今文庙内景。

南宋绍定年间,泉州文庙之东有先贤祠,程大昌亦被奉于祠内。图为今文庙内景。

为政简静 修辑郡志

在程大昌离开泉州后的第33年,他的侄子程卓也于嘉定八年(1215年)出知泉州。此前的嘉定四年(1211年),程卓曾以刑部员外郎的身份与忠州防御使赵师岩一道出使金国。在途中,程卓将“山川道里及所见古迹”都记载了下来,后来编撰成《使金录》一卷。在整个出使过程中,程卓忠诚履职、不辱使命,回国后获得朝廷赏封,名声大振。

程卓在泉州上任后,干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修辑郡志。据明万历《泉州府志》中收录的一篇名宦黄凤翔所撰序文称:“吾郡志不知何昉,所可知者宋嘉定、淳祐。我朝嘉靖、隆庆各有志其书之行于世,随古今为代谢,而一郡千秋故实如火之传薪、车之接轨,亦以永续不磨……”这里提及的嘉定泉州郡志,就是知州程卓所修。清道光《晋江县志·卷34》载:“(程卓)修辑郡志,请推官李方子纂《清源文集》,凡国史、家集与碑碣、楹壁,遍加搜采,勒为成书。”从这段描述不难看出,当时程卓委托李方子纂修的这部泉州郡志,取名为《清源文集》,该志书囊括了国史、家集、碑碣、楹壁等文献资料及实物的信息。惜此志古已佚失。

程卓素来关心民间疾苦。他知泉州事时,发现泉州多地银坑闭废,当地民众生计日蹙,于是主动向朝廷申请豁免供银,缓解了银坑工人的燃眉之急。泉州名儒傅伯成评价程卓称:“期年政成,民以大和,咏谣四起。于是士祠公于学,商贾父老祠公于衢,缁黄之流祠公于梵刹。尚书杨公炳、侍郎李公谌,皆先朝耆德寓是邦,敬服公曰‘古君子’也。”道光《晋江县志》则称程卓“为政简静不扰,士民安之”。泉州城内原有两座牌坊是程卓所立,一为“耆德坊”,是郡守程卓为尚书杨炳立,故址在今元妙观前;二为献规坊,程卓为傅伯成立,原址在“鼎甲坊,南抵通淮门街”处。此二坊早年已废。

程大昌、程卓伯侄在离任泉州之后,皆被奉祀于祠。由于诗集大量佚失,程大昌、程卓的诗词存世较少。但在现有诗词文献中,笔者发现有一篇程大昌的《水调歌头(上巳日领客往洛阳桥)》,正是他带着客人游赏泉州洛阳桥时所作。诗曰:“坐上羽觞釂,水际洧衣褰。适兹胜赏,风轻云薄有情天。不用船舷悲唱,真俯阑干小海,乐事可忘年。莫向歌珠里,却叹鬓霜鲜。送朝潮,迎夕汐,思茫然。知他禊饮,此地过了几千千。既有相催春夏,自解转成今古,谁后更谁前。堪笑兴怀客,不似咏归川。”

回首历史的深处,休宁“二程”留于泉州的斑驳印迹,不也颇有诗中所云“风轻云薄有情天”的味道吗?

□记者 吴拏云 文/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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